霸陵入选世界十大考古发现，陕西官宣两项重大进展

悦西安

汉文帝霸陵外藏坑考古现场 图/新华社

2021年12月，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认为汉文帝霸陵，纠正了700余年来“霸陵在凤凰嘴”的谬传。

消息一出，迅速成为全国热点。霸陵的考古成果先后荣获“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陕西省六大考古发现”。

汉文帝霸陵及周边大墓分布图 ©悦西安

喧嚣过后，对这座千年帝陵的发掘研究始终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日前，《考古Archaeology》杂志新出版的2024年第一期评选出了“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汉文帝霸陵发现的动物殉葬坑名列其中，成为我国唯一入选者。

该杂志是美国考古学会主办的面向公众的双月刊考古杂志，已连续出版70余年。自2006年开始，该杂志在每年12月评选出本年度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在全球范围特别是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汉文帝的“皇家动物园”

曾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其陵墓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江村东部白鹿原的西端，其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

霸陵陵区航拍全景 （窦皇后陵、江村大墓发掘点、南陵）

霸陵和南陵周围的大型外藏坑中出土了各类陶俑、陶器、铁器、铜器、金银器、马骨等大量汉代珍贵文物。

另在相对较远的很多小型殉葬坑中发现了大量的珍禽异兽骨骼，葬具有陶棺、砖栏和木椁，随葬品有陶容器、陶俑等，宛若文帝时期皇家苑囿的地下动物园。

考古工作者对分布于霸陵、南陵西侧的动物殉葬坑进行了发掘。

霸陵西南侧最新发掘23座动物殉葬坑，结合骨骼形态学与古DNA分析，鉴定出11个属种的珍稀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鸟类2种、兽类9种，霸陵的兽类动物头骨均在东边，朝向汉文帝霸陵。

这些动物既有现在仍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的印度野牛、马来貘和绿孔雀，也有秦岭四宝中的大熊猫、金丝猴和羚牛。其中虎、马来貘、牦牛、印度野牛为陕西省首次发现。

薄太后南陵最新发掘55座动物殉葬坑，鉴定出鸟类18种、爬行类1种和哺乳类11种，包括金雕、绿孔雀、褐马鸡、丹顶鹤、金丝猴、猕猴、虎、金猫、鬣羚、鹅喉羚、梅花鹿、狍等30余种珍稀野生动物。

南陵的兽类动物头骨均在南边，朝向薄太后南陵。最为重要的是，首次在陕西省发现了爬行动物龟鳖目陆龟科的靴脚陆龟、鸟类犀鸟科的地犀鸟属。

K9 老虎骨骼

从目前的发掘资料来看，只有帝、后陵及太后陵有珍禽异兽出土，“珍禽异兽坑”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例如鹤是高尚品德和尊崇地位的象征，龟与鹤象征龟鹤延年、也是统治阶级贪生思想的体现。

不同于在同一长条坑内埋葬殉葬动物的神禾原大墓K12珍禽异兽坑及秦始皇陵K0007青铜水禽坑，霸陵遗址区内发现的大量珍禽异兽以单个墓葬形式殉葬，在全国属首次发现。

这些珍禽异兽呈现了王公贵族在皇家苑囿中悠游赏玩、狩猎珍稀动物的场景，这种把生活设施置于陵园之内的做法，体现了“事死如事生，器用如生人”的丧葬观念，是关中地区秦后期和西汉时期陵墓葬制的一大特点。

南陵出土的陆龟

此次发掘出土的动物在《上林赋》、《长杨赋》、《两都赋》、《西京赋》、《汉书》、《山海经》、《尔雅》、《诗经》等古文献中基本都能找到，为文献记载的皇家苑囿动物种类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证据。

东洋界动物马来貘、印度野牛、犀牛、地犀鸟和绿孔雀的存在，证明当时的气候比较湿热，现今生活在南方的动物在汉文帝时期能够在此生存。

K16 大熊猫骨骼

猕猴、金丝猴、虎、大熊猫、梅花鹿、狍子、赤麂，羊亚科动物斑羚、鬣羚（苏门羚）、羚牛和羚羊亚科动物鹅喉羚、蒙古瞪羚及牛亚科动物牦牛、印度野牛的存在，说明上林苑周边森林、竹子、草原和河湖沼等多种生态系统广布，环境优美，俨然是中国最早的物种极为丰富的皇家苑囿动植物园。

尤为重要的是，貘和大熊猫同时出土于霸陵，证明了至少在西汉时期，它们还是两种动物。

霸陵出土的貘骨架

此外，在本地已经灭绝的动物种类，如马来貘、印度野牛、牦牛、赤麂、绿孔雀、地犀鸟等骸骨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现有动物标本库的种类和数量，为今后考古遗址动物标本的对比和研究提供了种类多样的第一手资料，也丰富了博物馆的展陈资源。

霸陵动物殉葬坑，应是西汉皇家苑囿的再现，是西汉帝陵外藏系统的一种新的遗存类型，对研究西汉帝陵制度、秦汉皇家苑囿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霸陵出土的动物骨架

陕西两项重大考古发现公布

12月21日，国家文物局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首次对外公布陕西宝鸡市下站遗址、陕西西咸新区北城村墓地、湖北荆州市秦家咀墓地、湖南郴州市渡头古城遗址考古新发现。其中，两项重大发现来自陕西。

宝鸡下站遗址

研究先秦至西汉时期祭天礼制最为完备的实物材料

下站遗址位于宝鸡市陈仓区磻溪镇下站村，地处秦岭北麓渭河南岸的台塬之上，总面积约23万平米，经勘探共发现各类祭祀坑1400余座。

从遗址出土“密”字陶文进一步明确了此处即是密畤。密畤从公元前672年一直延续使用到西汉晚期，前后长达600年，是研究先秦至西汉时期祭天礼制最为完备的实物材料。

秦、汉两代在古雍地（今宝鸡地区）曾先后设置鄜畤、密畤、吴阳上畤、下畤、北畤等五个国家祭天遗址，合称“雍五畤”。

雍城遗址与宝鸡地区祭祀遗址位置图

2020年、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文物局组织联合考古队对下站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清理祭祀坑、房址、灰坑等各类遗迹，出土大量马、牛、羊祭祀用牺牲，玉器、铁器、青铜车马器，以及砖、瓦、瓦当等遗物。

2020年下站遗址发掘区正射影像图

下站遗址出土器物

祭祀坑是下站遗址最主要的遗迹，依形制不同可分为平行排列的南北向长条形祭祀坑、南北向窄长形祭祀坑、东西向长方形祭祀坑。

长方形祭祀坑（马坑）

下站遗址出土遗物主要发现于房屋、灰坑填土中，年代主要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其中，较重要的有玉人、玉璧、玉璋、玉圭残件，以及“密”字陶文陶片、半两钱、五铢钱、铁臿等（图六）。祭祀坑中除发现玉圭外，还出土玉节、玉环（残）等玉器。

下站遗址出土器物

下站遗址的祭祀坑数量庞大、内涵丰富，祭祀坑类型与祭祀遗物，与血池遗址、吴山遗址具有较多共性，表明下站遗址与血池、吴山遗址性质相同，皆为畤祭祀遗存。

目前，下站遗址正在砖瓦堆积区域，寻找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遗存，揭露秦汉祭祀遗址的整体布局与内涵。以下站遗址丰富的祭祀遗存为基础，学者们也在探索建立秦汉祭祀遗址的分期年代标尺。

西咸新区北城村墓葬群

迄今发现的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墓园

北城村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自贸大道以东、北杜大街以北，北杜北街以南的北城村村址。墓地所处区域即位于洪渎原中心区（北周时称石安原）。

墓地南距汉哀帝义陵8.2公里，东南距汉长安城21公里，所在区域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有集中分布，如西南1.8公里的唐上官昭容氏墓，东南约4.5公里的北周静陵等。

发掘区正射影像图

该墓地为2021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配合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自贸区建设进行的基建考古工作中发现，至今已发掘围沟1处，围沟内墓葬285座。

围沟平面呈曲尺形，除位于现有市政道路之下，东北侧早年已被破坏外，东南、北及西侧保存完好。

围沟内已发掘的285座墓葬规划有序，排列整齐。墓道均为东向。东北部38座十六国墓葬呈四列分布，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洞室墓。

出土有陶人物俑、陶骑马俑、陶牛车、陶九盘连枝灯、陶灶等器物。在M452墓室内发现有土雕仿木建筑造型，为十六国墓葬中所罕见。

在十六国墓的南侧及西侧，等距离布置五列101座北魏至西魏墓葬。墓葬形制基本为长斜坡墓道单室洞室墓，仅有1座为砖室洞室墓。其中M325出土有北魏“太和十三年”纪年墓志砖，M135出土有西魏“大统十五年”纪年墓志砖。

北周及隋唐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围沟内西侧，呈4列116座墓有序排列，在东北部围沟内侧边缘及十六国墓葬与北魏墓葬分布空白区也有分布有30座。出土随葬品较少，主要有陶壶、陶盏及铜钱为主，也有一些铜带钩、环及铁器等。

综合现有考古发现与学术认识，北城村墓地是一处具有完整兆沟、兆沟内墓葬规划布局有序的大型部族墓地，其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特别是东北部东西向呈四排分布的38座十六国墓葬，是近年来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最集中的一次发现。

出土典型陶器

同时，该墓地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处独立墓园。它上承战国秦以来的独立陵园制度，下启十六国北朝隋唐盛行之家族墓地制度，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对探索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地区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相关祭祀制度等相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十六国北朝隋唐三百年时段内北方复杂历史背景下长安地区的人群构成、文化融合和少数民族汉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作用。

陕西考古博物馆

via文物陕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