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坛（圜丘）找到了，可是地坛（方丘）没找到

dt527 · 发表于 2018-6-17 23:41:06

2018年2月16日，戊戌年大年初一，万众期待中，西安隋唐天坛遗址公园建成开放。参观游览之余，许多人就问，天坛之外，唐长安城的地坛又在哪里？其实早在2014年，我就对唐长安城的地坛遗址做了一番小小的考察。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题目中的“地坛”一词并不准确，正确的称呼应该是“方丘”才对。方丘是中国古代祭祀地祇的专用场所，它与圆丘相配合，在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汉代著名礼学家匡衡、张谭就曾说过：“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因此，郊祀是古代最受重视的礼制活动之一。而圆丘与方丘，则是古代举行郊祀之礼的重要场所。
圆丘，又称圜丘，元代以后又有“天坛”之称；
方丘，又称方泽，元代以后又有“地坛”之称。
在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圆丘与方丘的设立、位置、形制等，都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
秦代建立，定都咸阳，礼制建筑，没有定制。西汉武帝时，在西汉长安城东南郊设立薄忌泰一坛，是以后圆丘（南郊坛）的前身。同时，立后土祠于汾阴雎上，从此开始确立了天地分祀的制度。
汉成帝建始元年，将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之祠迁至长安南、北郊。长安城南、北郊坛又称圆丘与方丘。
王莽时期，复长安南、北郊，称天神为“皇天上帝”，地祇为“皇地后祇”。每年正月上辛合祀天地于南郊，冬至祭天于南郊圆丘，夏至祀地于北郊泽中方丘。这一制度，成为以后郊祀制度的通例。此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天地祭祀之礼绵延不绝。
隋唐时期的天地祭祀制度基本上沿袭前代。《新唐书》记载道：“古者祭天于圆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类也。”所以，作为祭祀天地的重要场所，圆丘和方丘在隋唐时期仍然具有最为突出的地位。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唐长安城圆丘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至此，唐长安城的圆丘位置得到了最终的确认，就是现在的天坛遗址。

与之相反，唐长安城方丘的具体位置，却无人知晓。不但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就连学术界对其位置也并不清楚，而且也很少就此进行讨论。
就我所看到的一些研究中国古代礼制或祭祀的论著，如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张永禄《唐都长安》、王琪《唐都长安的礼仪空间》、段培培《北郊方坛研究》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唐代的方丘。不过无一例外的是，这些著作在论述到唐长安城的方丘遗址时，均限于文献中的简单记载，而并无新意。
如《唐都长安》是这样说的：
“方丘坛即祭地之坛，故又称为地坛。坛设于长安城北十四里，所谓‘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坛成方形。分两层，上层方五丈，设地祇神位；下层方十丈，设神州之位；坛下外壝之内，设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等三十七座，壝外设丘陵等三十座。每逢夏至（阳历6月21日至22日）、立冬（阴历十一月七日），皇帝或宰臣都要郊祀于方丘坛。”
当然，出现上面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有关唐代方丘的文献记载很少，而方丘的具体位置尚不明确，亦未进行过相关的考古工作，因而也就无法更多的展开论述。
方丘作为隋唐长安城的附属建筑之一，几乎伴随了长安城的始终。
长安城由隋初创建，又经唐代进一步的增修营建，城市规制日臻完善，最后毁于唐末战乱，延续达三百年之久。唐长安城基本保持了隋大兴城的格局，唐代的礼制建筑多沿用隋朝旧制而略有增减，如方丘就是一例。
隋代方丘立于大兴城北郊，距宫城有十四里之遥。其建筑形制据《隋书》云：“为方丘于宫城之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隋代方丘为两层的方坛。又据《隋书》“神州九州神座于第二等八陛之间”、“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间”的记载，隋代方丘当有八陛。
隋代方丘的祭祀，以夏至之日行事。
祭祀的对象为：
“夏至之日，祭皇地祇于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营州、咸州、阳州九州山、海、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地祇及配帝在坛上，用黄犊二。神州九州神座于第二等八陛之间：神州东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营州北方，咸州东北方，阳州东方，各用方色犊一。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间。其冀州山林川泽，丘陵坟衍，于坛之南，少西，加羊豕各九。”
可以看出，隋代方丘的祭祀对象，较之前代也有变化，增加了丘陵、坟衍、原隰，又将祭祀对象参考九州的观念予以分别排列，突破了此前仅以“四方”来排列众神的传统做法。

▲唐长安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图22）
唐长安城方丘继续沿用隋代方丘，即位于宫城之北十四里。
《大唐郊祀录》记其形制为：
“其丘八角，三成，每成高四尺，上阔十六步。设八陛，上陛广八尺，中陛广一丈，下陛广一丈二尺。其坛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八陛。”《新唐书》记载与其略同：“八觚三成，成高四尺，上广十有六步，设八陛，上陛广八尺，中陛一丈，下陛丈有二尺者，方丘也。”
总之，唐代方丘的建筑形制为，地基八边形，有三层，设八陛；坛体为方形，两层，亦设八陛。
唐代方丘以每岁夏至日行事，祭祀对象为皇地祇，以景皇帝配。“其从祀总六十八座。坛之第一等，祭神州地祇于东南方之□，祀五岳、四镇、四渎、五山、五林、五川、五泽、五丘、五陵、五坟、五衍、五原、五隰于内壝之外，各依其方，面俱□（内）向。”可见，唐代地祇所属众神，又有增加。
虽然方丘在唐代的祭祀礼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并非自始至终受到重视，因为自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于南郊合祭天地开始，北郊的方丘很可能就逐渐荒废了。
唐睿宗即位，将于南郊祭天，谏议大夫贾曾建议睿宗合祭天地，因睿宗执意于北郊祭地而作罢。《开元礼》修定后的天宝元年（742），唐玄宗“合祭天地于南郊……其后遂以为故事，终唐之世，莫能改也”。
也就是说，从唐初开始，延续120余年的祭地之所方丘，彻底遭到了废弃，无怪乎《新唐书》的编撰者发出了“为礼可不慎哉”的感叹。
尽管方丘在唐玄宗时期就遭到了废弃，但因为方丘处于北郊的一片低洼地带，北靠渭河，南临禁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此处长时间并无村落邑居，所以地势环境与历史时期相比变化应不是太大，所以寻找唐代的方丘位置就成为可能。
凭借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尽可能地还原方丘周围的历史环境。其主要的坐标有二：一是宫城北十四里，二是泽中方丘。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方丘的位置才有可能得到确定。当然辅助的条件，还有民间传说、口述史料等。
经过实地调查和走访，初步推断唐长安城方丘位于西安太华北路与红旗东路交叉十字西北角的新月花园小区北部的小院内。主要论据如下：
A、宫城北十四里
根据文献记载，唐长安城的方丘继续沿用了隋代设立的方丘，其位置在宫城之北十四里。
此处的宫城当指隋唐长安城的宫城，而非后来修建的大明宫城。“宫城之北十四里”而非“城北十四里”，则方丘的位置，理应在宫城正北的方向，不应偏离于这个大致的区域。
依据史念海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唐长安城图所示，隋唐长安城宫城正北，西以现在西安城墙的西城墙为大致界限，东以省政府大院东侧道路为大致界限。宫城北十四里，约当今自强西路北侧6300米处，即今凤城十路一线，此路向东延伸，即为红旗东路，其东段北侧为新月花园小区。
B、泽中方丘
唐长安城方丘周边的第二个地理条件是“泽中”，即方丘所处应为长安城北边一处低洼的地方，处于沼泽之中。
根据《西安旅游地质图》所示，在现今的西安城北有两处环状构造，应为两处低洼的湿地。一处以现在的泘沱寨为中心，一处以现在的红旗厂北侧为中心。虽然后者偏离长安城宫城正北，但整体上看，仍可说位于宫城之北。从距离上看，以红旗厂（即今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北侧为中心的低洼处近似于文献中记载的宫城北十四里。
通过以上两点分析，既要满足于“宫城北十四里”，又要满足“泽中方丘”，那么，只能在红旗厂附近寻找。新月花园小区北部的这块地方，正位于以红旗厂北侧为中心的环形低洼地内，符合泽中方丘的地理要求。

▲红旗厂周围地形图（《西安市城市地质图集》第32—33页）
C、民间传说
1955年以前，这里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间根据民间传说建造的五龙庙。
民间传说“五龙”的起因，是这里原来有一口本地人叫“祠”的大井，井的北沿有五根雕有龙浮雕的拴马桩，伍家堡祖辈传说那是“皇帝的拴马桩”。根据古代典章规定，除了天子外，民间用物是不能随便有“龙”的。拴马桩旁边还有一个长约一丈、高约两尺的八角“上马石”。种种迹象表明皇帝来过此地。
在井的正北约300米处，今通往姚家堡村的路南，有一个不大的方形土冢，其位置约当今新月花园小区北部的小院内，伍家堡的人叫它“居士堂”，或是“祭祀坛”的转音。
所以，推测皇帝很可能曾来这里进行祭祀。方土冢即是皇帝祭祀的地方，符合方丘的记载。（本条内容承伍永尚先生告知，另一版本参见《谭家乡志》第360页）
D、口述史料
2014年7月22日，我同《原生态的西安话》一书作者、陕西方言学者伍永尚先生、姚家堡村71岁的姚龙仓先生，一同实地考察了红旗厂一带的地形地貌。两人均为原伍家堡人，伍永尚先生自20岁左右入伍前一直居住于此，姚龙仓先生更是从未离开过此地。
据他们回忆，姚家堡村南的方形土冢，约两人高，底座每个边长约十一、二步（今步约75公分），合八米多。顶上是平台，每边有五、六步，约四、五米的样子，能容十几个小孩在上面玩耍。其大小基本符合《唐书》记载的方丘规模：底座四边各十丈长，顶部平台四边各五丈长，高一丈。
地坛所在的这块地方自古属于“官地”，无人私自耕种。清乾隆年间在这里盖起了北郊最大的“五龙庙”，占地十亩。而庙的北墙外包含“方丘”在内的七、八亩地一直为官家空地。1953年村民伍军荣家盖房，曾在这座疑似地坛的方冢上取土，知其结构是一层一层夯起来的土坛。这也符合古代“积土为坛，平地为场”的定义。
因为地坛位居唐王朝皇家园林“禁苑”的中心地带，一般老百姓是进不去，所以只有宋末最早进住该地区的伍子胥的后代伍家堡人传说较多。除此之外，就是后来于清代从渭河北搬迁到附近的庙张及姚家堡有心的老人们对遗留的地形有较深刻的记忆，而六十岁以后的人基本没印象，社会上知道的人更少，这大概也是找不到唐长安城方丘的原因吧。
综合以上分析，初步推测唐长安城方丘的具体位置，大致在今西安北郊太华北路与红旗东路交叉十字西北角的新月花园小区北部的小院内。
当然，由于方丘在唐代中期已遭到废弃，此后又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对于一个边长仅十丈的方形土丘来说，寻找其故址绝非易事。
而且，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的城市基本建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已完全改变了西安北郊当时的地形地貌，所以，方丘遗址很可能已遭到破坏而不存。

▲唐代方丘可能所在位置图（右上为本文推测位置，左下为刘瑞推测位置）
本文完成后，曾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先生审阅。他指出，本文的结论与文中的论述之间尚有偏差，他将《西安历史地图集》中的唐长安城图与近年来的西安地图叠压后形成一幅新图，在其上标出了唐代方丘可能的所在位置。
由于缺乏更有力的证据，所以唐代方丘的位置只能是一种推测。本文的目的即在抛砖引玉，冀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使唐代方丘的位置得到最终的确认。
最后有一个小建议，假如有一天，经过大家的研究，方丘位置有了一个大致确定的地点后，可以考虑在此立一碑，以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处小地标，供人凭吊。
作者：秦岭云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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