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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西安都市圈规划成为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成都都市圈和长株潭都市圈以后,第五个获批的都市圈规划。批复中明确要“加快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那么城镇规划君何方洪想问一下,西安和咸阳能不能实现行政区划合并?为什么西安咸阳一直合并不了?
以前我们总是自下而上的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站在地方的立场上思考:“为什么西安和咸阳两个城市建成区这么近却不合并?”但这个问题似乎更应该自上而下的思考,也就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思考:“为什么它们这么近却要分开?”
这其实是山河表里,关山锁钥的代价。山河表里,意味着封闭的地形地貌中间,有平原腹地。关山锁钥,意味着地处要隘,控扼咽喉。拥有这样的地理特征,即使在中国这种地形最为复杂多样的国家,也不多见,称之为国之重镇并不为过。此类极具封闭特征的地形,中国境内最为典型的有四例:汾渭平原、山西中部盆地群、珠江三角洲平原、成都平原。
第一个是汾渭平原。汾渭平原由关中平原与晋南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组成,隔黄河坦途相对。汾渭平原是关中平原城市群的主体地形。渭河与汾河,黄河的第一、第二大支流在此汇入黄河。关中平原形胜甲于天下,控扼西部陆路腹地门户,是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这些已经是老生常谈,不必多说。国内罕见,在它的中心城市、特大城市西安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市中心相距只20公里的地级市——咸阳市。
第二个是山西中部盆地群。山西中部盆地群主要由太原盆地与忻定盆地组成,它们与汾渭平原连为900公里的晋陕盆地带。晋陕盆地带是最为典型的山河表里地形,古人诗词文献多以“山河表里”形容山陕二省。山西自古也频繁是龙兴王潜之地。中国的古都更是顺着“秦岭-太行”分布。无独有偶,在它的中心城市山西省会太原市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市中心相距只20公里的地级市——晋中市。
第三个是珠江三角洲平原。珠三角平原区三面环山为依靠,南面临海,伶仃洋大湾区深入,是世界级港湾地形。优渥的平原腹地,密集便捷的内部水路网,若干河流向广阔南国内陆深处辐射...从渤海最北到南海最南,从辽东半岛到中南半岛,这个世界级优良港恰在东亚漫长海岸线的中端,是东北亚到东南亚的绝佳海陆中转点...这样的禀赋,造就了一个繁华千年的中国经济高地。如出一辙,在它的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广州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市中心相距只20公里的地级市——佛山市。
第四个是四川盆地内的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北邻入川陆路交通动脉的蜀道,南扼岷江航道,汇入中国水路黄金运输线长江。西部是至今犹然的雪山高原,天堑至险。东边龙泉山脉则如单薄的屏风一般,又如坚固的天然长城一般,与广袤四川盆地中部的丘陵地带划窄山为界,既不失与大盆地整体上经济沟通的便捷,又兼具军事防卫作用。这样罕见的形胜禀赋,使成都平原成为巴蜀数千年的政治经济中心。相比前三个山河表里之典范,它却意外得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在它的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成都的旁边,原本也应该出现一个市中心相距只20公里的地级市——温江市,但温江地区最终回到了成都,合并成为了成都市的温江区。
80年代初,中国最后一次区划改革定型,地区转地级市的时候,西安对咸阳地区,太原对晋中地区,广州对佛山地区都无可奈何的看着卧榻之侧新地级市出现(地级咸阳市、晋中市、佛山市)。这些新地级市多数是分省会固辖县域形成。这三个新兴地级市是该封闭区域的核心平原地带,拦在了省会旁边,牢牢挡住省会原本的城市拓展空间。它们是全国范围内,与另外一座地级或地级以上城市,距离最近的例子,我们几乎找不到其他例子。因为这种封闭又兼具腹地的“塞堡”地形本就罕见。
这种地市的出现,本身就是两分原本的一个市域,带有明显制衡思路的影子。要知道,咸阳县原本属于西安府,晋中(榆次县)原本属于太原府,佛山(南海县)原本属于广州府,温江县原本属于成都府。它们原为一体,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比如西安府是军政中心和陆路枢纽,咸阳县则是明清关中水运枢纽和丝路第一大渡,渭北是当时陕西经济白菜心和秦商云集之处。太原县与阳曲县(原太原府城)是两大盆地相接处的交通关卡,榆次县则是太原府的平原腹地。佛山镇更是处在广州府水网中心和平坦地带,历代都是珠三角生产和贸易高地,与广州港功能互补,是著名的天下四聚之一(佛山镇与汉口镇、景德镇、朱仙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它们都处在平原腹地精华区域,分出设地后带走相比省会更多的平原县。但四大同样封闭地形特征的重要区域,唯有成都抓住了最后且唯一的区划机会,整体划入温江地区,成了四者中唯一的区划胜利者,完璧完整地保存了自古地理功能完整性的那个幸存者。
西咸、太榆、广佛、成温原本可能是今天全中国三百多个地级区划中距离最近的四对。结果只有成都避免了这个命运。现在,广州在一线中越发吃力,被深圳赶超后就被越来越远。西安在二线中越发吃力,已经被后来者郑州市赶超。太原更是留在了三线,已经落后于长沙、苏州、东莞等。唯有成都是同级别城市中无可置疑的强者,随时准备在一二线间越位升级。这不得不说,是当时的决策者积极运作,有先见之明。
2021年6月28日,陕西省发文明确由西安市全面代管西咸新区,西咸新区交西安代管是给增量条件,不给存量利益,给土地不给城市。如今看来,西咸新区发展迅猛,成了西安外拓城市空间的主力。如此一来,西咸合并议题,甚至西咸两市主城区的一体化,反而失去了前些年西安发展最窘迫、增长最乏力时的急迫性。这大概本身就是省里设立西咸新区、管建分属的初衷,毕竟相比难度更大的行政区划合并而言这是最容易做到的。
从西咸、太榆、广佛、成温的不同决择导致的不同命运来看,有些机会窗口,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其影响可能是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计的。但是这并不完全是陕西一省、西安一市能够充分自决的。这种地缘逻辑下的城市分割从民国时期就开始了,从民国时期与省会分离的行政督查区专署,到建国初的专区与地区,演变到最后的中国独有的地级市代管县制度。这四例封闭地形最终形成了三例最近距离的城市,另一例差点也成型。这在中国并不多见,甚至说这四例是唯有的省会层次腹地级别的封闭典型,第五例都难找出,所以它们的命运也相似。
民国时期和建国到改革开放之间,省会除市区和一两个附郭县,并不代管其他县。也就是说,一个地区有十几个县,但省会级别虽然等同于地区,却只管两三个县或市区。1983年区划改革时,国家把地区撤销设立地级市,省会才回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地级市形态,才开始代管十个县左右的数量,这与其他地级市无异。
所以,那时西安府的临潼县、蓝田县、鄠县、高陵县等,原在明清民国时期就一直属于西安府的县,才纷纷又交回本已经只剩城区和附郭县长安的省辖地级西安市代管。但是,同样原属西安府的咸阳县、兴平县、泾阳县、三原县等,又随着咸阳地区改设地级咸阳市,划入到新的地级市。这相当于剜掉了西安府的一半,即两分西安府。
太原、广州在那一年都面临着这样的境地。即使是成都,如果四川没有争取到让温江地区及其原本属明清成都府的辖县,重新回到新的成都市,恐怕成都如今的发展,也会大打折扣。可是,国家似乎只针对我前面所述的“山河表里,关山锁钥”地形的省会级区域,也就是具有封闭要塞特征的国之重镇,才会这样刻意分割。其他的省会,在那一年几乎都拿回了它们原本历史固有主要辖县。当然,国家那一次在四个典型里,唯独放过了四川和成都。温江地区,这个紧贴成都的楔子,最终没有定为地市作分化之用而被放弃了。四川具体如何努力的我不知道。可尽管四川避开了83年的成温分治,十几年后却依然在更大层级的川渝分治上,接受了国家更重要的战略措施——重庆直辖,而放弃了当时四川省提出的在甘孜州、阿坝州和凉山州这三州地区设省的计划。
自元朝以来的中国行政区划制度原则,就不再是为了理顺经济地理规律而遵循的“山川形便”原则,而是以为了可控与制衡,转而遵循“犬牙交错”的耗损原则。这本身就是牺牲发展效率换取结构稳定。咸阳的平原与台塬搭配,西安的平原与山区搭配,都是“犬牙交错”原则的直接体现。区划设置与调整,从来不是出于纯经济发展动因,不是为这种地方意志与立场而存在。
区域制衡的思路分种类、分特点、分层级。四例独有的特例地形,形成了西咸、太榆、广佛特有的区划地级形态。这是四个不能套用其他省份地级区划的罕见案例。常见的国家制衡更多体现在省级层面。比如,两湖盆地也是一个封闭地形,但要比关中平原大很多,其内的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平原地形相对来说偏开放式。紧邻的洞庭湖平原又属于湖南省,盆地南出口被长沙扼守,所以省级层面的制衡更甚,地级层面的制衡相对比较弱。
历史形成的地级区划一分为二,整体属于封闭且扼要特征独有的现象,算是地级紧邻制衡的特例。之所以说是特例,因为国家直接进行省会范围内省地两级实现区域平衡的例子较少,而以省会、计划单列市或直辖市方式的平衡思路更多。一般沿海省份方式是:辽宁省沈阳市与大连市双核,大连市成计划单列市;河北省天津市与保定市双核,天津成直辖市(省会由保定市迁移到石家庄市,目前双核成了石家庄市与唐山市);山东省济南市与青岛市双核,青岛市成计划单列市;江苏省上海市与南京市双核,上海成直辖市(目前双核成了南京市与苏州市);浙江省杭州市与宁波市双核,宁波市成计划单列市;福建省福州市与厦门市双核,厦门市成计划单列市;广东省广州市与深圳市双核,深圳市成为计划单列市。
本来成都重庆双核的四川省,重庆市原本成为计划单列市,1997年升格直辖市,等同沿海方式,但因为四川盆地体量大且地形封闭,四川人口太多,所以变成了四川双核,重庆直辖。这才转为两湖盆地的更高一级的省级制衡方向。从这个角度讲,同属汉代一级京畿大区的司隶、三辅(关中平原)与河东(晋南盆地)的制衡性分离,是早就发生在东汉末年了,其与川渝分离的本质是一致的。
对封闭且扼要的省会而言,其特点是地理决定的,省会天然首位性就高,也就是文中四例,更偏于紧邻设地市来制衡。但成都躲开了地级制衡。制衡≠压制。我讲的是制衡,“指两方或以上形成一种相互制约,但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市强省弱,所以制衡方向会偏分化西安。新世纪陕北煤气油开采量都是全国前二,延长为五百强能源重企,加上西咸新区实质是省派出机构,建设权在省里,西安又在全国省会竞争中趋弱,相对过去是省强市弱。所以当下政策方向偏于提振西安。
制衡并不是对多方中的一方进行单方向的制约和压制,而是平衡和反向再平衡...时移世易,历史天平总会阶段性反复在两边倾斜往复,平衡才是目标。层级不同,思路不同,但这种形势一旦定型到市场经济时期,省市两级利益格局成型,想如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说并就并,显然对国家来说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国家更多的是指导地方自己的协调与需要,而不会为了非让某座城市焕发光彩就插手省级事务打破现有的平衡。居中平衡,既点明西安市级的困境,又以省级的需求为先,这本身也是制衡。
如今,陕西在经济权重上,省渐强市渐弱的情况下,国家又希望提振曾在90年代gdp跌落到全国近50名的西安。国家不再具有区域制衡需要了吗?区域制衡思维已经过时了吗?1992年8月,国家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始在中国实行SNA体系,GDP成了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1993年,陕西省GDP在全国排第21名,西安市gdp202亿,咸阳市80亿,当时咸阳排陕西第二。而刚过去的2021年,陕西省GDP在全国排第24名,西安市gdp10688亿元,咸阳市2581亿元,咸阳排在了陕西第三名。西安去年刚进入全国前20名,今年又回到24名。
制衡没有变,制衡≠压制,制衡是动态变化的,是双向消长的,不是单方向压制西安。区域制衡并没有过时,只是天平在这个年代,倾向了另一端——敦促陕西提振西安,这才是历史的动态平衡。当下国家侧面鼓励陕西解决西咸区划瓶颈,以摆脱关中经济困局。西咸区划是否调整的主动权仍在陕西省手中。从现有的趋势来看,西咸新区最终在区划上并入西安,会是大概率的事情。已经是存量利益自留地的咸阳主城区,却仍是变数。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可我们只是历史的过客,人类的发展还有下个十年,下个三十年,下个五十年,下个一百年,下个一千年...将所有的时代连起来,而不以当代为结局,不以当代为中心,不以当代为静止且绝对的真相,才能看到历史的往复痕迹,才会明白任何制衡的核心追求,都是平衡。制衡,从未停过,只是在回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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